阿里文约于1873年拍摄的远瀛观

翟多马拍摄的园明圆精美石幢老照片

翟多马1877年拍摄的养雀笼已有沧桑模样

翟多马拍摄的谐奇趣远景照片当时已广为流传

翟多马拍摄的谐奇趣主楼亭子

法国人亚当1919年拍摄的养雀笼已经是伤痕累累

瑞典学者喜仁龙1921-1922年间拍摄的养雀笼

清华教授麻伦1924年拍摄拆毁养雀笼的场面

帛黎1876年拍摄的谐奇趣远景

美国学者但比拍摄盗取园明圆遗址石料的场景

阿理文约于1873年拍摄的大水法，见证外国侵略者残酷的暴行

 
　　■本期临时主编沈弘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开设的课程包括“欧洲文学名著精读”、“英语文学名著精读”、“弥尔顿研究”和“拉丁语”等等。研究兴趣主要为英国诗歌和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外国人拍摄中国的老照片研究）。

　　■图为沈弘在英国收集史料

　　4月15日，京城几家报纸和新浪网等一批网站都 4月15日，京城几家报纸和新浪网等一批网站都同时在显要的位置上报道了“圆明园133年前老照片即将拍卖”的重要新闻。据报道，这次在北京华辰2008年春拍会上准备拍卖的是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于1875年所拍摄的三张表现圆明园谐奇趣全景、主楼楼体和主楼北面的老照片。虽然报纸上只刊登了谐奇趣主楼北面的一张老照片，但从新浪网所链接的一个老照片收藏博客里还可以看到其他那两张照片，以及华辰拍卖公司的解说词，称查尔德为第一位拍摄圆明园遗址的西方摄影师，其珍贵的圆明园老照片在国内为首次发现。记者还专门引述了中国圆明园学术委员会专家的话，力证这三张首次面世的圆明园老照片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这条新闻使我浮想联翩，以至于联想到了历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驻京的西方人一直保持了到圆明园度周末的习惯

　　首先是国内近现代历史研究严重滞后的问题。按说火烧圆明园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圆明园研究在国内也算得上是一门显学。我们拥有由著名历史学家们所组成的圆明园学会，围绕这一历史事件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就连影视作品最近也已经连续出了不少。可是一说到跟火烧圆明园相关的一些基本史料，尤其是老照片，大家就开始显得十分生疏。

　　就拿即将拍卖的那三张老照片来说，其实都是些相当普通的照片。照片的拍摄者ThomasChild，中文名字叫做翟多马。他并非像英法联军的意大利籍随军记者贝阿托那样是职业摄影师，而是大清海关的一名英籍税务司，长期在中国生活，其所拍照片本来最早就藏在中国，无所谓“首次发现”。

　　翟多马喜欢拍摄圆明园，主要是受到了他几位同事的影响。因为清末由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的大清海关总署设在北京，其中担任税务司等重要职位的都是来自英、法、德、美等国的西方人。每逢周末，赫德经常带领手下的工作人员到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聚会野餐。所以经常有人带去相机，以便能够摄影留念。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圆明园建成公园之前，驻京的许多西方人似乎一直保持了到圆明园度周末这一习惯。我三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时，还经常在圆明园内见到开车去那儿度周末的西方外交官及其家属。

　　■直到阿理文在德国去世后

　　他的遗孀才在箱底发现这些老照片

　　最早拍摄圆明园遗迹的应该是一位名叫阿理文的德籍海关工作人员。早在1933年，由滕固先生编辑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就已经正式发表过阿理文于1870年左右拍摄的十四张圆明园景观照片。这些照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圆明园遗迹照片。阿理文本人是收藏瓷器的，对于这些老照片并不十分看重。所以在他生前，这些老照片除了他在大清海关的同事和朋友之外，一直不为他人所知。直到阿理文在德国去世之后，他的遗孀才在箱底发现了这些老照片，并将它们转赠给了在柏林工业大学担任建筑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古建筑而著称的柏石曼教授（1873-1949）。1930年，旅居柏林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滕固在偶然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三顾茅庐，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说服了柏石曼教授，使得这批照片（共十四张）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问世。

根据法国学者雷吉娜·蒂里兹后来的考证，阿理文从1868年起在厦门海关工作，1873年才调回北京的总部，所以他的圆明园照片有可能是在1873年拍摄的。但是当他在厦门工作期间，也经常有机会去北京的海关总署，所以此说并不能够排除这些照片拍摄于1879年左右的传统说法。

　　另一位拍摄了圆明园早期照片的是法籍海关工作人员帛黎（1850-1918）。他于1874年进入大清海关总部工作，从1876年起又兼任了京师同文馆的法文教习。帛黎酷爱郊游和摄影，每逢周末经常会带上照相机与朋友或家人到北京郊区散步和游览，所以身后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北京老照片，其中包括了他携家人跟朋友们在圆明园聚会野餐和圆明园景观的照片。他也在1876年拍摄了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的远景照片，但是他所选择的拍摄角度正好跟翟多马谐奇趣远景照片形成了一个对角。

　　■翟多马的圆明园老照片

　　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流传甚广

　　翟多马生活在这些朋友和同事中间，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摄影的发烧友。他留下的北京老照片数量最多，这是因为他在业余时间为一个在日本横滨出版的英文杂志《远东》投稿，稿件中经常需要用老照片作为插图。翟多马很有商业头脑，除了投稿之外，他还通过该杂志做广告来销售自己所拍的北京老照片。例如在1877年出版的《远东》第3卷第80页上就刊登了翟多马拍摄的编号为1-192的近两百张北京老照片的目录，其内容分别为“万寿山景点”、“玉泉山景点”、“古观象台景点”、“从城墙上看城市”、“天坛景点”、“十三陵景点”、“北京使馆区景点”，等等。在这些照片的目录下面还特别注明，假如读者对于这些照片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该杂志在上海河南路5号的经销处以五角钱一张的价格进行邮购。他的一些圆明园老照片最早也是在那个杂志上首先问世的。其照片后面的编号说明，他的圆明园景点照片就是紧接着前面这些照片拍摄的，而且是可以从世界各地进行邮购的。

　　其后还有很多西文书籍和期刊分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转载了他的照片，而且这些老照片也大都被驻京的法国传教使团所收藏，后者在其右下角都注有“Imp.Laz.Pékin”等字样。由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1702-1768）和蒋友仁（1715-1774）等人直接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建造，而且西洋楼所模仿的原型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因此法国传教使团将圆明园西洋楼视为法国人的骄傲，其收藏的老照片也特别全。法国遣使会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1837-1905）在其所著《北京：历史和记述》（1897）一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些圆明园的照片作为插图。而樊国梁所引用过的照片又被其他人反复引用。翟多马在大清海关的同事马士（1855-1934）在其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1918）中也曾经引用过他所拍摄的养雀笼大门照片。所以说翟多马的圆明园老照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经流传甚广。

　　由于1893年之前还没有出现在普通纸上印刷照片的技术，所以在那之前有好多书籍和期刊的插图需要首先将照片制成笔触细腻的铜版画，然后才能够大量印刷。由于当时西方铜版画的技艺已经非常精湛，时至如今，那些制作精良的铜版画也都成了珍贵的艺术品。

　　■经常会碰到顶尖的学者专家们一问三不知的尴尬场面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到语言和西文资料在国内相对稀缺，以及束之高阁，借阅受诸多限制等各种原因，在早期西文资料中有许多流传甚广的圆明园老照片国内的研究者们至今都还没有见过。所以经常会碰到顶尖的学者专家们一问三不知的尴尬场面。这就涉及到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对于原始史料的充分掌握。如果连一些基本的史实度还没有掌握，一些常见的老照片都还没有见过，那么那些洋洋洒洒的理论和成篇累牍的皇皇巨著，其真正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

　在西方的一些著名大学里，文科的研究生都必须修一门叫做版本目录学的课程，其内容十分庞杂，从手抄本和印刷书籍的制作过程，不同时代各种风格的笔迹，以及各专业研究领域经常要用到的工具书、参考书和重要的代表性论著的内容、特点和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生们必须要在熟悉这些研究方法和门径之后才能够动手写毕业论文。国内的学界似乎对这些基础知识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的学者、出版社和收藏家们对于国内外西文资料中有关圆明园老照片的信息知道得太少，这与举国上下对于圆明园的热切关注恰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本版圆明园老照片供图/沈弘

　　■组稿手记

　　4月15日从网上看到即将拍卖圆明园老照片的消息，感觉比较复杂。因为自己过去也关注过这件事，并花时间专门收集过这方面的老照片。而且我2006年之前在北大开过一门题为“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文地理———外国人眼中的旧中国”的公选课，曾经专门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述在火烧圆明园前后、外国人拍摄圆明园老照片的一些情况。

　　我自己的感觉是国内的读者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可能了解不是太多，有些基础性的信息尚需普及。于是我便试探性地给报社编辑打了一个电话，编辑也支持我的想法，希望我当一期“临时主编”。我便连夜写了一篇短文，附上了十几张照片。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许多的缺憾，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养雀笼的不同瞬间

　　养雀笼位于圆明园西洋楼景区，当翟多马于1875-1877年拍摄它的老照片时，其建筑基本上还是完整的，甚至上面看不出有火焚的痕迹。但是到了1919年，当一位名叫亚当的法国人前来考察圆明园遗址的时候，它已经变得伤痕累累。两年之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喜仁龙来到北京以后，他所看到的养雀笼跟两年前还没有太多的变化。可是再过了两年之后，在邻近的清华学校担任历史学教授的美国人麻伦（1886-1873）却亲眼目睹了当地的中国人在一夜之间将养雀笼拆毁的整个过程。

　　可从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在圆明园遗址大动干戈，以盗取石料和木料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丝毫也不感到有任何的羞愧。尽管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圆明园当时还是属于皇家或是国家的财产，然而人们还是一拥而上，野蛮地掠夺了这儿残存的珍宝、大理石雕塑和雕梁画栋的建筑木料。有的是出于极端的贫困，而更多的则是出于贪婪，其中不乏朝廷和政府的命官，以及大权在握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