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浙江良渚文化古城遗址，使得一方被历史烟尘隐没的古国，重新在东南海隅显露过往的峥嵘。自从1936年西湖博物馆研究员施昕更先生首次在余杭镇良渚村发现古文化遗存，屈指至今已70年。在这70年的研究发掘当中，良渚不断地为中国考古提供着激动人心的发现。举其荦荦大端，有五项成就最堪瞩目。

　　其一便是目前正在全面发掘中的古城遗址。1928年，山东城子崖的考古发现可以被视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划时代之举，这个坐落于一座高丘上的古城遗址建造于传说中的“三代”之前，是被称为“三皇五帝”的历史模糊时代的文明遗迹。由此开始，古代城址一旦被发现，便又是一道即将走入文字历史的曙光。作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式，城墙意味着社会组织从自然村落迈入了等级社会。惟有高度发达的权力组织才能够纠合人力，完成旷日持久的工程。至今能与此次良渚古城的规模面积相仿佛的“三代”遗址，大约只有山西的陶寺遗址。由此，也略可看出早期中国文明南北对峙的雏形。

　　其二是稻作文化。良渚并非现知最早发现稻米的文化遗存。人类驯化稻米这种目前消费人口最多的粮食作物，花了将近万年的时间。在更早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发现过稻米的遗迹。而在良渚文化的稻米中，考古人员已经可以区分出籼稻和粳稻的不同。良种的驯化和培育，加之湿润温和的气候，使得规模庞大的古国获得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与北方的粟作农业相比，稻作无疑需要更加繁细的耕作管理技术，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良渚文化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第三项成就是蚕丝织品。上世纪50年代末，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包括丝线、麻布，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块被鉴定为目前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这块丝绢残品的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这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古籍传说养蚕纺织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嫘祖，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丝织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应是东南中国的良渚文化。

　　除却物质文化之外，良渚文明对于后来的中原礼乐文明的形成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项就是良渚文明的“鼎”及“人兽纹饰”。青铜时代，鼎是王权的代表、国之重器。但在陶器时代，中原地区并不流行三足鼎，鼎的器型在良渚的发掘中却十分常见。鼎在其祭祀中的使用，已初具后来中原礼制的萌芽。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鼎是从周边文明引介入中原腹地的。殷周的鼎身上常饰有饕餮纹，那是青铜纹饰的代表性图案，而饕餮的祖源却与良渚玉器上“神人骑兽”纹有不解之缘。

　　第五项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玉琮。这种筒状的外圆内方的玉雕，据说象征着最古老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格局。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下它所承载的意义，但是从出土的情形便不难判断玉琮与原始信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信仰以玉琮为载体，向远方传播。在神秘的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了良渚玉琮。玉琮信仰的重要性，绝不会逊色于红山玉龙所代表的“龙文化”。

　　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却在中国的史籍上付之阙如，所幸大地并不像人类一样健忘，一切地表之下的文明痕迹便仿佛是历史的本文，为我们保留了伟大的南方文明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