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主办的2001年度“中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评选于4月12日揭晓。经全国著名考古学家评议和无记名投票，评出了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重大考古发现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版特予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考古的最新进展。

一、遗址名称：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文博学院、吉县文管所

　　遗址内涵：

　　柿子滩遗址位于黄河的支流清水河下游，地处中国西部典型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1980年首次被发现。

　　柿子滩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山西省文物局“十五”计划重大主动性研究课题之一。2000—2001年的田野工作分3个阶段进行：2000年，在清水河下游两岸进行大规模调查，15公里范围内发现了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包括高楼河沟口附近的中心遗址区；2000—2001年选择了20个地点进行了定量阶梯式探沟发掘，水平清理、出土物的三维空间记录以及文化层沉积物的过筛和淘洗，基本搞清了遗址群内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布高程、分布密度、地质成因和遗址的埋藏性质。第14地点发现一处比较完整的篝火遗迹；2001年，发掘了高楼河附近的第9地点、第12A地点和第12B地点，发现了距今2万—1万年间3个层面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清理出4个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2000余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

　　新的发现赋予柿子滩遗址以新概念——由25处遗址和一个中心遗址区组成的“柿子滩遗址群”。该遗址群是中国目前距今2～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其石制品组合特征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

　　发掘意义：

　　该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2万至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柿子滩遗址群田野资料的石制品组合特征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 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柿子滩课题的深入开展对建立西部史前文化的时空构架， 探索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 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遗址名称：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

　　遗址内涵：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在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的小陶釜，说明史前期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

　　跨湖桥遗址1990年曾作发掘，所取标本的14C测定年代距今七八千年，超过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这在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是一个重要的发现。2001年5—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 、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此次考古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口径11．3厘米、高8．8厘米，外底有烟火熏焦痕，器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长度约5—8厘米，单根直径一般在 0．3—0．8厘米间，共20余根，纹理结节清晰，出土时头尾整齐地曲缩在釜底。 从现象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无疑。标本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枝类。传说中商初重臣尹伊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 重要价值。

　　跨湖桥遗址1990年曾作发掘，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超过著名的河姆渡遗址。2001年，因砖瓦厂取土遭到严重破坏，跨湖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遗址埋藏于古湘湖湖底，上部覆盖的青灰色湖相淤积层厚达4.6米，因此动植物遗骸及骨、木器得到很好的保存。而且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早期文化遗址。

　　出土陶器以釜、甑、豆等炊器为多，装饰手段多样化，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制作大多器壁匀薄、造型规正，极似运用轮制技术，部分双腹豆的内外壁、钵盆的内壁漆黑光亮，作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骨器有耜、镖、镞、哨、针、匕、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与骨耜相应的发现是稻谷颗粒的出土，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骨匕、双尖叉等应该是纺织工具。

　　发掘意义：

　　浙江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良渚文化两支，分处钱塘江南北的宁绍、杭嘉湖平原，两支文化的相互传播、相互融合以及认识上的相互说明构成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线索，并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发生着重要影响。地处古浦阳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类型将成为一种“第三力量”。从跨连肩颈的双耳罐等因素看，竟似与湘赣地区有更多的联系，这就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中。跨湖桥文化的分布还不清晰，特别是遗址很快就被淹没，在时空上更显示出某种“孤独”性。作为本地区最早的史前遗址，跨湖桥文化以何种角度、何种方式影响与介入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进程，尚是一个谜。

三、遗址名称：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

　　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在中国西部的青海民和县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姿势异常的人骨、布满裂缝和褶皱的房址引人关注，并被证明是地震和洪水肆虐后的痕迹。它揭示了距 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实证。

　　2001年民和喇家遗址再次进行发掘，清理出多处灾难场面。新发现地震和洪灾的证据，辨明灾难现场堆积的地层关系；新发现小型广场的迹象，清理出奠基坑和杀祭坑及埋藏坑，出土奠基人骨杀祭人骨和玉器卜骨等重要遗物；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

　　最多一处房内埋人骨14具，并发现了地震塌陷遗迹和地震裂缝穿过房址。房屋的堆积上部为黄河大洪水的洪积物红胶泥土层，下部为窑洞坍塌的黄土层，人骨遗骸呈不正常姿势被埋没于黄土层之中，证明是房址垮塌将人压砸而亡。地层关系表明，地震在先，洪水在后。在遗址其他多处地点也发现了地震裂缝、地面折皱起伏和地震的沙管现象，表明喇家遗址诸房址内的灾难现象应是地震所致。发掘显示，地震对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洪水则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试掘还发现具有广场性质的一大片硬上面，清理出奠基坑、人牲杀祭坑、埋藏坑、灰烬层、露天灶址等，伴出玉器、卜骨、石圭和精美陶器。说明这片硬土面应是当时人们举行仪式活动的重要场地。

　　此次清理的第15号房址是迄今齐家文化保存最好的，残存墙壁高达2～2.5米，喇家遗址的房址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15号房址这种窑洞式建筑的结构和特征，通过已发掘的20余座房址，目前可以肯定，喇家遗址聚落为窑洞建筑形成的聚落，但遗址的地质结构并不适合建筑窑洞。 发掘意义：

　　喇家遗址灾难遗存的发现，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反映出当时人地关系上不和谐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喇家遗址灾难遗存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遗址名称：广东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

　　遗址时代：商代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管会、深圳市博物馆等

　　遗址内涵：

　　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是广东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对于广东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树立起该阶段的年代标尺；刷新了对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在珠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区对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识。

　　屋背岭遗址是一九九九年深圳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二○○一年四月至二○○二年三月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地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已发掘清理的商时期墓葬九十四座。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埋藏总数应当在二百至三百座左右。

　　在屋背岭山脊处清理商时期墓葬94座，分布密集。均属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圹较小，骨架无存，葬具不详。随葬品位置无规律，有的呈碎片散置墓中，有的显系放置之前已残缺。少者1件，多者5件，以陶器为大宗，有少量玉、石器。陶质较软，极易破碎。

　　该墓地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对于广东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屋背岭遗址的材料，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正是由于在编年认识上的进步，进而对我们认识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认识。另则，屋背岭墓地对研究此时期的墓葬布局、排列及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发掘意义：

　　传统认为，在港、澳、深圳、珠海淡水这一阶段的遗存就是沙丘遗址，如果将视线向东、北、西移动，则是贝丘遗址，而屋背岭的发掘则改变了在不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区对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识，同时也要求重新检视沙丘、贝丘、山岗台地遗址间的关系。如此大规模的商时期墓群，要求人们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模式进行新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将其放在中国的范围内，又表观出一种共同的时代特点，表现出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向心力。

五、遗址名称：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

　　遗址时代：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

　　001年2月9日下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场组织发掘。经过9个多月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再加上近几年在蜀风花园城北面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现有的勘探和考古发掘成果表明，金沙遗址是有着一定布局结构的。遗址的东部———“梅苑 ”东北角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 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体育公园”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 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遗址东部的“梅苑”发掘区的西周地层出土玉器、铜器、金器、卜甲等重要文物700余件。并发现了象牙堆积坑，石璧、石璋半成品分布区，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和美石集中分布区等三处重要的遗迹现象。推测都与宗教仪式活动有关。中南部的“兰苑”发掘区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300余个灰坑、30余座墓葬、1座陶窑，出土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时代约当商代晚期。房址均是挖基槽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陶窑均是小型馒头窑，是四川省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中部的“体育公园”发掘区清理房屋建筑遗迹和15座墓葬。阶段性成果表明，金沙遗址是有着一定布局结构的。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300余件、象牙骨器40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发掘意义：

　　金沙商周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六、遗址名称：贵州赫章可乐墓葬

　　遗址时代：战国至西汉时期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2001年9—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可乐发掘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更为珍奇。

　　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等特殊葬式。“套头葬”指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过去在赫章可乐曾发现过，但远不如这次发现的形式多样。 此外，还发现几种特殊埋葬方式：一是用铜洗盖于死者脸部；一是用铜洗垫于死 者头下；另一种是在死者头侧墓底斜插一件铜戈。

　　在330平方米范围内即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81座，墓葬密集程度令人吃惊。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套头葬”和其他几种特殊葬式。“套头葬”及这些特殊葬式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过，属夜郎民族特有的葬式，其所反映出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很值得研究。

　　随葬器物共出土540多件。器物分布多寡不一，许多墓空无一物；有的墓仅1、2件；最重要的墓随葬器物达百余件。随葬器物包括铜、铁、陶、玉、漆、骨等不同质地。其中最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主要包括“套头葬”铜釜、兵器、装饰品和陶器等几类。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另一类是鼓形铜釜。兵器中以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卷云纹茎首铜剑和无胡铜戈最有特色。装饰品种类甚多，有发钗、耳环、手镯、小铜铃、铜带钩和项饰。陶器中特点突出的是折腹饰乳钉的单耳罐。

　　发掘意义：

　　贵州赫章可乐墓葬发掘的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墓葬108座，展示出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是贵州近年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当时贵州地区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七、遗址名称：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

　　遗址时代：五代十国时期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雷峰塔遗址位于杭州西湖南岸，是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塌后形成的废墟堆积。

　　2000年12月－2001年7月，重点对雷峰塔地宫及塔基、外围遗迹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吴越国五代时有“东南佛国”之称，是同时期我国境内佛教遗迹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雷峰塔是吴越国王崇佛的集中体现，最有特色的是雷峰塔的藏经，与众不同，可分三种：一种是用白棉纸木版精印的佛经，系密宗经典，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放入特制的有孔藏经砖中，雷峰塔倒塌时发现较多，孔开在砖的一端，直径2．5厘米，深10．5厘米，这种藏经方式 ，是国内迄今发现独一无二的。

　　两次发掘基本搞清了雷峰塔初建时塔身的形制、结构、大小、层数等相关问题。表明雷峰塔的塔基、地宫保存基本完好，历代遭破坏的仅仅是塔院及塔体的木构部分，砖砌塔身未动。遗址中出土了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银器、小型金铜造像、石菩萨头像、铜镜、铁镜、铁函、玉观音及漆木器、玻璃瓶、丝织品、铜钱3000多枚以及石经1100多件、铭文砖、建筑构件等文物。许多塔砖模印有五代纪年。

　　《华严经跋》残碑和盛放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出土，足以证明雷峰塔是一座供养舍利的佛塔。结束了700多年之久的塔名之争。

　　发掘意义：

　　雷峰塔地宫发掘填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地宫内出土的文物等级高、制作精，代表了吴越国金银器、玉器、铜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雷峰塔是吴越国王崇佛的集中体现。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

八、遗址名称：河南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

　　遗址时代：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遗址内涵：

　　此前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为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镇钧窑址进行了主动发掘。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开始，历时3个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神垕镇钧窑址的发掘，是为了对钧窑进行分期研究而开展的主动考古发掘。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分布，间隔1、2里，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较单一。据此，分别对相距不远的刘家 东、西区，河北地和下白峪等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及其它遗迹，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窑具残片。

　　本次发掘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首先，清理的遗迹具有重要意义，5座保存较好的窑炉在形制，营建方法上各不相同，表现出钧瓷窑炉的多样性。其中在河北地清理的1号窑，为长形分室土洞式窑炉，形制独特，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属首次发现，丰富了对古代窑炉的认识。其次，通过初步整理，基本认定在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并将发掘的遗物分为三个时期。初步解决了钧窑的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第三，在下白峪窑址清理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产品为黑瓷和青瓷。许多黑瓷上饰有灰蓝色花斑，特点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面积大，颜色鲜艳多变，质量较高。

　　经过对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发掘意义：

　　钧窑向来被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神镇钧窑遗址发掘，终于让人们对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和时代有了大体确认。该遗址的发掘对钧窑研究和宋元时期北方瓷器手工业的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

九、遗址名称：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

　　遗址时代：南宋

　　发掘单位：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1996年—2001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全面、完整地揭露了老虎洞窑址，得以了解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全貌。

　　根据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的遗存可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三个时期。其中南宋时期的遗存是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的主要遗存仍为与官窑瓷器面貌很相似的产品，表明元代时老虎洞窑址继续生产仿官窑的器物，这一情况是以前所不清楚的，为官窑瓷器的鉴赏提供了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在元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这使陶瓷史上的另一大悬案———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

　　三次发掘共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小型素烧炉4座，作坊1处，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坑24个，发现了南宋至元代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一大批完整的和可复原的资器和窑具。这些遗物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文物，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

　　在发掘中清理出了烧瓷窑炉和附属的素烧坯窑炉、采矿坑、炼泥池、储釉缸、陶车基座、制坯和施釉作坊及生活用的灶及住房等一大批遗迹。其中宋代作坊营建精致，为一般民间窑场难以企及。像这样完整显现的系统反映制瓷过程各个工序的遗迹，在以往的陶瓷考古工作中是极罕见的。

　　南宋地层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品种丰富，制作精良，不仅有高质量的生活用具，还有许多器型很大，造型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庭祭典的礼器，特别是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明显与北宋时期的汝官窑有承继关系。以上特征无不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有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址即文献所载南宋修内司官窑，可能解开中国古陶瓷研究一大悬案。

　　发掘意义：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全面、完整地揭露了老虎洞窑址，得以了解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全貌，为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十、遗址名称：浙江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

　　遗址时代：南宋

　　发掘单位：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内涵：

　　2001年5—9月，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四宜路旧城改造工程，对吴庄基建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历时120天，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

　　此次考古发现的南宋建筑遗迹的位置和《咸淳临安志》所附南宋皇城图、京城图上恭圣仁烈皇后宅的位置相符。从出土遗迹的规模和出土遗物的质量，也可以确定这组遗迹应是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的一部分。史载，恭圣仁烈皇后不仅治国安邦有政治主见，而且颇具文学才能。“后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华经岁无游幸，多少亭台废不修”，这首宫词就是她的代表作。

　　此处南宋时期的建筑，房屋台基和地面基础都经过夯筑，台基周围均有砖砌护墙，地面全部用砖铺成。尤其是庭院中的方池和有完善排水设施的夹道，制作均非常考究。房屋开间和庭院中的假山，规模十分宏大，为普通古代园林少有。

　　遗址清理出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主体建筑正房、后房、庭院、东西两庑和夹道等遗迹。

　　出土遗物包括建筑构件、瓷器和铜钱等。建筑构件主要有板瓦、筒瓦、鸱吻、脊兽残件和望柱柱头等。瓷器窑口主要包括南宋官窑、龙泉窑等。所发现的百余枚铜钱，主要有熙宁、元丰、建炎、淳熙、开禧、嘉定等各个时期的铜钱。

　　此次考古发现的南宋建筑遗迹的位置和《咸淳临安志》所附南宋皇城图、京城图上恭圣仁烈皇后宅的位置相符。从出上遗迹的规模和出土遗物的质量，也可以确定这组遗迹应是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的一部分。此处南宋时期的建筑，房屋台基和地面基础都经过夯筑，台基周围均有砖砌护墙，地面全部用砖铺成。尤其是庭院中的方池和有完善排水设施的夹道，制作均非常考究。房屋开间和庭院中的假山，—规模十分宏大，为普通古代园林少有。

　　发掘意义：

　　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清理出的各种建筑遗迹，是杭州乃至全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南宋时期古代园林，遗址保存之好，为历年宋代园林考古所未见，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