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五年，北京藏书家秦杰的名字在报纸、杂志上的曝光频率越来越高，在电视上的出镜次数越来越多，在电台广播里也时常能听到他的声音。最近，这位红色收藏的领军人物又搞出了大动作：将于四月下旬在北京德宝拍卖公司春拍中首次举办“北京秦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推出藏书50组共计100件，都是民间收藏界和国家馆馆藏稀见的顶尖级红色收藏珍品。

    秦杰此举在民间收藏界和社会上引起较大震憾，一时间众说纷纭。秦杰为何要行此举？他是怎么想的？他这些年是如何开拓红色收藏这一领域，又是如何大写文章给红色收藏不断加温而逐步推向火热的？他的成功之道秘诀何在？记者带着这些疑问，对秦杰进行了专访。

借鉴前辈 走向市场

    名人收藏品专场拍卖行情“钱”途光明，名人收藏的精品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以及不可再生、数量稀缺、绝无掺假的特点，逐渐进入收藏领域，吸引着更多投资者的视线。名人收藏的精品专题拍卖成交比率颇高，很多拍品都以高于底价2至3倍的价格成交。这是拍卖场上实践所证明了的。

    1997年春，中国嘉德首开名人专场拍卖，业绩可圈可点。2003年嘉德举办“王世襄文玩专场”，143件拍品总成交6300万元人民币，收藏界为之大震，社会上也反响很大。在搞这场拍卖之前，王世襄是著名收藏家，是收藏界的大腕，但社会上并不怎么知晓。而这一专场拍卖成功之后，一夜之间王世襄更成了公众人物，这种名人效应一直发酵至今，如今王世襄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此后，著名藏书家“吴晓龄藏书专场拍卖”搞了五场，场场成功。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家属与拍卖公司合作推出数场“周一良藏书”拍卖专场，得到数次100%成交率。如今仍然健在的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也搞了几场“黄裳藏书专场拍卖”，效果显著。近几年这种专场拍卖的高热度还在持续，尤其名人收藏的精品成交价格居高不下，整个市场的成交率大有提高。名人收藏的精品，独特、品相精美的拍品更是得到了藏家的青睐，成为众多买家竞拍的焦点。由此可以发现，尽管名人收藏精品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体，但是大受买家热捧，由于名家藏品的陆续上拍，致使拍品总体品质提高，因此，成交额和成交率的提高，其发展空间不容小觑。

    但上面这些例子都是收藏界几位老前辈的成功经验，作为中年收藏家的秦杰怎敢比肩？这是“北京秦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推出之前，秦杰所反复犹豫之处。中年收藏家能不能走藏品拍卖之路？经过激烈的斗争，秦杰条理了自己的思路。

    一位藏家的藏品是选择保持终生不卖，带着这些藏品一同去见“马克思”，最后由后代再处理，还是在自己“年富力强”之际就为藏品找出路？其实，如何给用平生心血淘来的心爱藏品找个好归宿，是所有收藏家都会最终遇到，而且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秦杰多年来在收藏圈里摸爬滚打，耳闻目睹了不少有关“藏家藏品最终归宿”的实例：前些年有位藏家死后，家属对他的藏品没有重视，竟当破烂卖掉，可惜之极！另位藏家死后，其藏品被家人“零打碎敲”地卖掉，一是没有体现出其藏品的真正价值，二是藏品没有落到最该到的人手里，三是破坏了原有藏品系列的完整性，令藏界惋惜。还有位藏家，生前将部分珍品无偿捐给一家大图书馆，但事后了解到受赠单位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随便将这些东西堆放到库房打入冷宫，一没有标明捐献者姓名，二没有拿出来借阅或作为科研资料让专家学者进行充分利用，令人痛心。

    这几件事情对秦杰触动很大，他人这些对藏品“后事”无奈的选择，并没给藏品安排个好去处。秦杰认为：藏书活动是一个聚集和享受的过程，是一个研究与利用史料的过程，这个过程完结了，就可以给藏品找“新主”了，让别的藏家再去享受这种再藏与再用的过程。这便是中国众多古籍善本得以流传千年的传承之道。而当今最好的流通转让之路，便是把藏品推向市场，而最能体现藏品市场价值的检验方式，莫过于“拍卖”。十多年来，北京古籍拍卖几乎场场都到的秦杰，为古籍拍卖撰写了十年点评文章，见证了中国古籍旧书拍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深知一个完整的拍卖过程，是对一种藏品市场价值、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有效诠释。

    藏品走拍卖的方式是没有犹豫了，但是“零揪儿”着卖还是一次推出一个专场？当然是专场更有冲击力和市场效应，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这风险主要是拿自己个人的名声当“赌注”，要面对收藏界的不同声音与社会上的不同看法；而且拿自己的名义和信誉去冒这个险，藏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珍品，不能有半点因“打眼”而出假。最终，秦杰还是下决心行动了。他觉得此举没有一丝想炫耀自己的本意，而是实实在在地想由此踏出一条收藏家藏品走向市场的可行之路：要想使红色藏品充分体现出其真正价值，在社会上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就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尝试走拍卖之路，把珍藏推向市场，让市场判定其价值，得到者就会更爱惜。如果这一尝试获得成功，这一做法和经验对很多藏家都有借鉴作用。

    找哪一家拍卖公司来合作呢？看看去年秋拍的古籍拍卖业绩，嘉德和中国书店都是900多万元，上海的三家是600多万，天津的三家在三四百万，而秋拍古籍过千万元的只有德宝一家，成为古籍拍卖中后来居上的皎皎者。于是，秦杰的整套构想与德宝公司一拍即合。

    至此，今年北京春拍将有两大亮点，除了“北京秦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之外，中国嘉德首次举办“台湾吴兴文藏品专场拍卖会。比秦杰小一岁的吴兴文，被喻为“全球华人藏书票收藏第一人”，其专场拍卖会推出的是200幅藏书票精品。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年，秦杰与吴兴文这两位海峡两岸中年实力派收藏家第一次开办“名人专场”，必将会给北京拍卖市场带来一股清新的春风，既会带动春拍整体行情的上扬，也会引领红色收藏品行情的进一步上涨。

初尝拍卖 小试牛刀

    “北京秦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将会有许多亮点，红色历史遗存走俏古玩市场，革命史料珍品成了炫酷的时尚元素。近年来“红色藏书”多散见于各个拍卖会中，专场拍卖这回尚属首次，因此作为收藏投资者的买家，对秦杰拍品的珍稀程度、史料价值和藏品品相等因素极为关注。

    初走拍卖之路的秦杰，这次拿出了多件足以镇堂的宝物。“北京秦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将以全套《新青年》（1915——1926年原版，63册）开篇，底价10万元，估价20 - 22万元，同时以无底价同场列出一册该刊1954年的复制品创刊号，由观众、买家细辩真伪，连真带“假”一起看，可以一目了然。接下来是1919年的《南开中学同学录》，里面印有少年“周恩来”的名字。还有《少年中国》1920年第二卷1—6期，1921年上海亚东书局装订，内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李大钊与少年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第一次见面的原始记载。这两册拍品是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特别奉献。1923年《中国青年》（创刊——25期）同场露面。

    拍品中早期中共党内职务高的革命先烈著作原版珍本占比重较大。李大钊遗篇珍本有四种（1923——1924），且为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签名本。如有《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1923年中国大学编印本），内收李大钊1923年3月演讲记录两篇，16000字。这两篇演讲从记录到篇名，均可确认1964年版《李大钊选集》中的该篇为节选本，失收千余字，李葆华称之为70年来李大钊研究的重大发现。另外有李大钊史学代表著作《史学要论》，李大钊著，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科小丛书之一）。《1939年燕京大学近代文编》（上、下册），收录有李大钊书信“与章行严（士钊）论厌世书”（1918年），并附章行严（士钊）著“答李大钊论厌世文”（1918年），这是李大钊书信体文学名篇，附件则反映了该作品的来龙去脉，因而被李葆华称为“日寇铁蹄下留存的文物”。

    拍品中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的生前著作各有两件。瞿秋白译《坟场》（原名《高尔基创作选集》）是鲁迅为瞿秋白译著编选的名著，1933年10月印行，立刻遭到查禁。1936年8月，上海生活书店将书名改为《坟场》译者 史杰（瞿秋白），出版后再遭查禁。该书传世稀见（参见晦庵著《晦庵书话》“别开生面的斗争”）。被毛泽东视为走上马列主义道路启蒙读物的《社会主义史》（英国克卡朴原著，辟司增订，李季译，蔡元培序，1920年10月新青年社初版），《阶级争斗》（柯祖基即考茨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出版，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32开，198页）等，为中共建党前夕的珍贵文物。闻一多烈士的代表作《红烛》（1923年9月初版），品相极好，远胜于著名诗人臧克家收藏的那本《红烛》。而且这些藏品均为首次上拍。

    拍品中还有《新青年丛书》5种，1920年10月—1921年6月新青年社初版。由国民党左翼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两份：1924年2月一期刊有“二七大罢工——师洋烈士专号”，为稀见之物；1924年4月一期刊有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当时既是中共驻莫斯科特派代表，又是驻苏著名记者）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列宁守灵的长篇报道，有1万多字，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文学。（注：《民国日报》在1927年大革命后沦为右翼报纸；民国早期的四大报纸《晨报》、《民报》、《申报》和《民国日报》均办有副刊，史称“四大副刊”。）另外还有1925年出版的《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6年出版的周恩来著作。《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史称《章邹合刊》，1928年初版，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现代史料》，1934年，1-3集共3册，是最早介绍毛泽东传记的文献。被视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摇篮”的《电通画报》（第二期，电影《风云儿女》特辑，1935年6月1日出版），封面为王人美，封底为谈瑛、袁牧之。内容有《风云儿女》特辑介绍，全景式首次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期刊连载版《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9月28日创刊）连载《毛泽东自传》其余部分，共六期载完，全套上拍。

    收藏、整理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历史文献难度极大，这主要是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苏维埃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下“片纸无存”，收藏难度系数极高，更别说全套收藏。秦杰集30年心血，收藏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读本》（1934年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肖向荣（将军）序，徐特立校改。这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年款（封面，1934年2月、6月）、经在世红军将领（肖向荣将军）指认无疑的稀见珍贵红色史料。本次全套上拍，底价3万元，估价5——8万元。《西行漫画》真实记录了红军的长征足迹，表现了红军艰苦转战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川贵地区兄弟民族困苦生活的场景。黄镇创作的《西行漫画》由25幅漫画组成，为黄镇在长征途中所作，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见证。1938年10月15日，在上海从事党的文艺工作的阿英在朋友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风雨书屋印制了2000本画册，取名为《西行漫画》。但当年阿英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只听党内同志谈到红军中有才华的是肖华，遂误将作者定为肖华同志。这一“张冠李戴”，为后世确认《西行漫画》初版本埋下了伏笔。本次专场拍卖中《西行漫画》（肖华著）上拍，底价1 .5万元。同场孙毅将军签名本延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早期出版物数册一并亮相，无底价上拍。

    《抗日的第八路军》赵轶琳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自力出版社发行、初版、86页、大小32开，属于抗战小丛书，本书记述了当时八路军的抗日历程及国共合作历史背景等内容，并转载了八路军领导人的文章。记录“血战台儿庄”的画报和连环画（1938年出版）极具视觉冲击力。《大美画报》（第二期），1938年5月上海孤岛时期大美晚报社出版，9.5品，8开彩印，收图片58幅，其中一幅8开4版4折页连印台儿庄战役照片组图，尺幅长达110cm ×53cm。1944年9月21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为人民服务”，为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是最早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文献。抗日木刻版画原件《游击队员》（1942年，陈珂田）和《黄河画刊》（蓝印木刻，1940年）双双上拍。

    《党的路线问题选集》一套两册，32开本，1944年、1945年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出版，属党内秘密文件。该《选集》是以时间为顺序编排，按照 “尊重历史事实”为原则编纂，内容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决策、方针、政策性文件，同时收录了“七大”以前各个时期一些在重大历史事件问题上与中央或毛泽东同志有分歧意见的文件、文章和讲话等。书中除毛泽东的文章外，有些文章过去从未公开发表过，如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的文章，有的在当时还属于党内机密。第一册“抗战时期”印刷于1944年，共404页，收入中央文件及领导人文章、讲话、提纲等共39篇。第二册“内战时期”，印刷于1945年6月，收录了内战时期34篇文献，全书506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选集》中，《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一文已排上页码，编入目录，但出版后目录又被贴上纸条，显然属于临时决定撤掉。说明这本《选集》在发排时作过调整，但当时书页已印好，受条件限制，目录和页码不好更改，只好采取在目录上贴掉篇名，在书中抽去文章的办法，从而形成空文缺页。由此可以看出，这套《选集》仅供高级干部阅读，印刷发行数量不可能太大，之所以是秘密文件，原因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献”。另外，中央当时对此书有严格的阅读纪律，让人感到这套《选集》非同一般。

    秦杰说：把以上这些东西拿出来小试牛刀，并不是想搞市场炒作，而是想接受市场的考验，至于说成功的几率有多大，自己没有把握，不论结果如何，自己都想把红色收藏与投资推向双赢，要站在收藏与投资的浪尖上博一把，在文化品位和商业模式上出新。但千万不要被藏界有人把这事当作攻击他为只认钱的靶子。红色收藏界首次名人专场拍卖的效应到底会如何？藏友们将试目以待。

延伸阅读：从开辟红色收藏到红色收藏专场拍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