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海拔780米的悬瓮山麓。这里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有近百座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点缀在树影泉流之间，是一处风光秀丽、文物丰富的古建园林。它对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祠庙园林、建筑雕塑、诗文碑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晋祠汇集了宋、金、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建筑精华，不但数量多、年代久、类型全，而且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近千年来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

    晋祠古为唐地，是为纪念西周初年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而修建的祠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用一段“剪桐封弟”的故事，详细地记载了周成王的胞弟叔虞被封为唐国诸侯的事。叔虞来到唐国后，励精图治，利用晋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生活富足安康。叔虞死后，其子燮因境内有晋水而改国号“唐”为“晋”。后人立祠祀叔虞于晋水之源，故称晋祠。
晋祠创建年代久远，最早见著于郦道元的《水经注》：“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由此可见，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这里的风景文物就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晋祠自创建以来，曾经过多次修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期，高洋推翻了东魏政权，建立北齐，把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550～559年）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朝开皇年间（581～600年），在祠区西南增建舍利塔。唐时又进行扩建。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皇帝李世民游历晋祠，遥想当年发迹神祠、起兵晋阳，亲撰《晋祠之铭并序》大碑一通，以“金阙九层”“玉楼千仞”的词句来赞美当时的晋祠。

    宋以前祠区的建筑布局是以唐叔虞祠为主体，宋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晋祠大兴土木，历时5年。太平兴国九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后重建了鱼沼飞梁。此后祠区布局大为改观。元二年（1087年），太原府吕吉等人在殿前廊柱上雕造木盘龙后，留墨书题记于圣母座椅之背，迄今清晰可辨。政和元年（1111年），重建了苗裔堂，俗称奶奶庙。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铸铁人而“壮神仪”。金大定八年（1168年），更在飞梁之东增建献殿，专为圣母贡献祭品。宋元时期晋祠已经是以东向的圣母殿为主体了。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高汝行出资增建了台骀庙，祀汾水之神。嘉靖四十二年增建了水母楼，祀晋源水神。嘉靖年间还重建了难老泉、善利泉亭。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献殿前增建了对越坊和钟鼓二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扩建唐叔虞祠、贞观宝翰亭。三十八年扩建文昌宫（祀文昌帝君）、七贤祠（祀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王琼）。六十年扩建昊天神祠，为玉皇阁、三清洞和关帝庙的总称。

    历代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需要，相继在晋祠维修增建，于是晋祠成为以祖先、山川崇拜为主，儒、释、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完善的祭祀场所，并逐渐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些建筑虽建于不同时期，却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布局紧凑，规模宏伟，并且自东向西，形成一条中轴线，贯穿着全祠区的景物。

    中部从大门起，经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楼、献殿至鱼沼飞梁和圣母殿，成为晋祠的主体。这组建筑布局合理，造型宏伟，历史艺术价值极高。

    南部从胜瀛楼起，经白鹤亭、傅山纪念馆、同乐亭、三圣祠、真趣亭、难老泉、水母楼、台骀庙至公输子祠。这组建筑，既有楼塔耸峙，又有亭桥点缀，池塘影映，泉水环绕，诗情画意，以风景宜人而驰名。
    北部从文昌宫起，经东岳祠、关帝庙、三清洞、唐叔虞祠、苗裔堂、朝阳洞、老君洞、云陶洞、财神洞、待风轩、三台阁，到读书台、吕祖阁。这一组建筑依自然地形起伏，错综排列，殿宇接踵，以崇楼高阁取胜。

    祠的南区恢复的十方奉圣禅寺、舍利生生塔、留山园与翰香馆构成一组古建群，这里环境清幽，殿宇辉煌，佛塔摩天，蜚声三晋。

    晋祠以其独具匠心的总体布局，使建筑伴之以山川流泉、古树名木，将建筑空间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理念。晋祠中，上百座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林翳掩映中时隐时现，清澈见底的泉水湍流不息，犹如一条碧绿的玉带把一颗颗熠熠发光的明珠串联起来。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贯穿着千年宗祠与园林文脉，和谐自然。

    春秋代序，日月替嬗。古老的晋祠，虽历经沧桑，几度变迁，但仍给我们保留下许多珍贵的文物遗迹。其中宋代圣母殿、十字形古桥鱼沼飞梁、金代建筑献殿被国家文化部鉴定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献殿是供奉圣母邑姜的享堂。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歇山顶。大殿梁架很有特点，只在四椽栿上架起一层平梁，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故能经久不坏。殿的四周均无墙壁，中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棂栅栏，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稳定。1955年用原料按原式样翻修，保持了金代建筑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瑰宝。

    鱼沼飞梁位于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它们是一组不可分割的整体。鱼沼是晋水三泉之一。古人以方形为沼，圆形为池，因池是方形，池中又多鱼，故名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古人本有“架虚为桥，若飞也”，“飞梁石蹬，陵跨水道”的说法，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沼中还立有34根小八角石柱，桥边缀勾栏。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字形桥梁，实为罕见。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评价：“此式石柱桥，在古画（敦煌壁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利用特定环境成功营造的杰作。

    飞梁以西就是宏伟壮观的圣母殿。它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飞梁，左右善利、难老二泉呼应，坐西朝东，在全祠处于中居的位置。它始建于宋太平兴国九年，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是晋祠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大殿庄严古朴，气势宏伟，是我国宋代建筑中的典范。

    圣母殿重檐歇山顶，殿高19米，面阔七间，进深六间。殿周围廊，前廊深两间，廊下异常宽阔。大殿“副阶周箍”的做法是我国现存古建中最早的实例。殿堂梁架采用“乳栿对六椽栿用三柱”的结构形式，是现存古代建筑中符合《营造法式》殿堂式构架形式的孤例。更有创造性的处理是，圣母殿将前廊放宽，门窗设于前内柱轴线上，使得殿内无柱。这种布局不但增大了祭神的空间，并为殿内设置神龛和塑像创造了无遮挡的空间。殿周柱子均向内倾，形成侧角，平柱至角柱逐渐升高，致使屋檐曲线弧度显著，打破建筑轮廓僵直的格调，增强了建筑造型的艺术美和稳固性。

    圣母殿在两层檐下均施斗拱，上层为六铺作单抄双下昂，下层为五铺作单抄双下昂，承托着深远翼出的屋檐。斗拱与柱高的比例适当。斗拱配置十分疏朗，前檐各间设补间斗拱一攒，山面及后檐除稍间施补间铺作外，其余皆用扶壁拱。斗拱形制多样，柱头与补间相异，上檐与下檐不同，昂嘴有的平出，有的下斜。在转角铺作上，各层下昂及由昂均水平伸出，由下面望去，颇有高爽之势。一座殿宇上如此繁复的斗拱变换形式，充分显示了宋代匠师们在追求受力的合理性方面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檐之下以挑檐枋取代替木，柱头上用普柏枋左右联构以保持铺作的前后稳定，这都是北宋建筑上的新手法。殿内无柱，内部装修简化，没有天花，即《营造法式》所记载的“彻上露明造”。

    殿身拱眼壁彩画原是《营造法式》中“五彩遍装”图案，现存上檐几块原有的拱眼壁画图案是十分珍贵的宋代遗物。斗拱彩画与《营造法式》图样中所绘“五彩遍装”做法相似，虽经后世重装，但仍保存了宋时的风韵。殿顶覆盖黄绿色琉璃剪边，脊上饰各种动物走兽。廊下高悬的楹联匾额，古香四溢，远看飞阁流丹，气势十分雄伟。此外，大殿前廊柱上雕饰有八条蜿蜒欲动的木龙，豪放健美，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龙柱雕于宋元二年，八条龙各抱一根大柱，怒目利爪，虽历千年，仍须发根根，鳞片层层，不能不叫人叹服其木质之好，工艺之精。

    圣母殿建成于宋初，修葺于《营造法式》颁行之际，无论从大殿的平面布局、梁架结构、斗拱配置，还是翼角处理、彩画制作等，都为《营造法式》作为行业规范所采纳。圣母殿的建筑实践经验为《营造法式》的编撰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圣母殿结构奇巧，犹显雄劲，是我国五代以后南北两地建筑风格的结合，反映了宋代建筑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时期建筑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风格。以晋祠圣母殿为代表的北宋时期建筑，布局规整，柔和绚丽，具有灵活、规整、壮观和精巧的特色。宋朝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营造法式》的颁行，建筑科学理论的创立，科技文化的发展，使得建筑艺术、工程技巧以及人们的审美情趣等较之以往有很大的突破，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变化，给古代建筑注入了新的文化艺术内涵。晋祠圣母殿是这一时期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实物，也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这一高峰时期的经典范例。